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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個幼小銜接、小升初的報名季，一切尋常得不能再尋常，那些學校開放日里堆積如山的簡歷、占坑班、或明或暗的考試都不見了蹤跡。之前風生水起、號稱有“點招機會”的“水木龍華”學校，在“開開停停”之后，終于在報名季來臨之前關門大吉。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，截至2018年底，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40.1萬所，存在問題機構27.28萬所，完成整改26.99萬所，完成整改率98.93%。這些都是自2018年初，四部委聯合整治課外培訓市場之后，收到的效果。

只是家長們沒有這樣淡定。“無法排解，內心很焦慮，感覺時刻在蹦床上，一會感到希望很大，一會覺得身在谷底。”北京市西城區6年級學生家長靳女士告訴記者。她所在的片區對口的學校中有兩個相對比較弱，她對此很有點擔心。壓力之下，北京市朝陽區6年級學生家長李然(化名)，在這個春夏之交患上了玫瑰糠疹。她不敢放松孩子的學習，在各種微信群中，依然活躍著熟人介紹的公立學校教師單獨輔導的信息。

課外培訓市場在一年多的整治之后，收效如何?在報名季到來的時候，記者采訪了身在其中的當事人。

“提前學”依然是機構賣點

李然的孩子在北京市朝陽區一所民辦小學就讀，但是，她兒子所在的班級是民辦小學里的兩個公辦班。“我希望兒子能在公立學校讀書，但是我們又處在民辦小學的建制中，和民辦小學的學生一起派位，等于在公立和民辦的夾縫之中。”李然告訴記者。

她和一些有同樣情況的家長找到朝陽區教委反映了情況。另一方面，她繼續抓緊孩子的學習，在培訓機構高思教育補習數學和英語。往年，一些中學會以招收“寄宿生”的方式私下組織一些考試，也會接收學生簡歷。今年，這些情況都不存在了，“我還是跑了很多學校，也想辦法交了簡歷。現在，我不敢漏接任何一個電話，就怕是學校打來的。”

靳女士對此進行了佐證，她表示，往年聽說海淀區的一些中學有全市的招生名額，但是“今年所有的都停了，簡歷都很難送進去”。

李然的同事林曉(化名)是小學三年級學生家長，她早早讓兒子在一家教育培訓機構學習，“為的是不像李然這樣焦慮和‘抓瞎’，畢竟哪所中學都想收成績好的孩子”。林曉告訴記者。他們的培訓就是在“提前學”。“我看兒子的培訓資料，感覺我高中都沒有學這么深，有的時候兒子學得吃力，我想發火的時候就會安慰自己，他只有9歲，卻和我十六七歲承擔的學習任務一樣，我不能要求太多。”林曉說。

“提前學”“超綱學”正是培訓機構此次整治重點解決的內容，但是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，由于“超綱”的標準不易認定，不少培訓機構并沒有就培訓內容做出多大調整。此外，整治的重點還有公立學校教師代課的問題，記者暗訪幾家市場知名的培訓機構，發現這個問題基本不復存在。

當然，公立學校教師代課并沒有絕跡，只是變得更加隱蔽和相對個體化。

有償補課大多“熟人推薦”

北京市海淀區初三學生家長牛英(化名)近日為一些“中考劃題微信群”十分頭疼，自己總被拉進一些莫名的微信群里，那里兜售各區的模擬考試真題，并標明“有意者私聊”。她抱著好奇的態度和一位叫“武老師”的微信群主聊了幾句，卻發現，有一些公立學校教師正以這種所謂熟人介紹的方式有償補課。

記者也以這種方式聯系了“武老師”，武老師先把記者帶到一個培訓機構聽“2019北京中考改革串講”，然后為記者推薦了海淀區某校教語文的“卜老師”和教數學的“馬老師”。記者同卜老師交流時，他非常謹慎，不愿透露全名。只表示自己已經在一線教學28年，多次參與北京市中考語文閱卷等。記者問他在哪所學校任教，他含糊地說“圓明園附近”。記者再次追問“是否是101中學”，他不置可否，表示“您知道就行”。他展示了自己“區教學能手”的證書，并把學校名字和自己的全名打了碼。他同時展示了學生家長給他的感謝微信，記者發現，微信名稱都是“農大20中男生舅媽朋友推薦”“四季酈城二區嚴媛母親介紹”“171中學霍老師推薦”等等。治理之下，公立學校教師補課似乎轉入了“家庭補課”的個體化范疇。

嚴格的紀律之下有暗流涌動，似乎是今年這個招生季的生態。一方面，補習市場遭遇普遍降溫是不爭的事實，西城區初一學生家長劉女士告訴記者，她的女兒沒有上培訓班，“因為老師在課上說，把課堂上的內容學懂學通就可以了。而且我們學校的考試也確實沒有拔高的內容，都在課本的范圍內，我覺得再去學也沒有必要”。另一方面，面臨升學的家長內心卻很焦灼，就如靳女士說到的那樣，“覺得身心無處安放”。

分數依然是家庭“剛需”

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?為什么依然有暗流涌動?記者采訪了上海市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董圣足。

他認為，“分數作為主要指揮棒的評價體系以及校際之間的差距”是主要原因。“經過歷次減負，導向的扭轉、人才選拔的方式還沒有從根子上改變。到今天，家長們對孩子考一個高分依然是有‘剛需’的”。

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此表示贊同，“現階段，考試分數依然是主要評價標準，盡快建立多元評價體系是未來改革的方向。”儲朝暉說。

董圣足認為，這些問題是改革進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，他介紹了上海市的經驗。“上海在治理整頓培訓市場的過程中，有的培訓班會想辦法把班級開到城際鐵路能通往的上海江蘇交界，并表示能為學生和家長報銷地鐵費用。還有的學校和培訓班聯合組織游學去外地培訓等，后來上海市通過和江蘇省聯合執法，把這些亂象清除掉了”。

他同時介紹了培訓班治理整頓的步驟及難點，“這是一個復雜且有系統性的工程，2018年，治理的重點在于對培訓機構的摸排和無證無照培訓班的清理整頓，今年進入了深水區，將觸及更多實質問題。”董圣足說。

這些“實質問題”包括培訓機構對于“超綱”的認定，以及教育部門執法權的界限等。董圣足告訴記者，如何評價超綱?有的專家認為應該對照學校教學大綱逐條修正，盡管這樣實在失之于教條，“但是目前有的培訓機構把課程名稱巧妙更改，換湯不換藥。比如把數學改成‘思維訓練’，把語文改成‘文學欣賞’等，跳出課程模式，辯稱在做‘素質教育拓展’，逃避檢查。”

“我們目前應該做的，是加快對于‘超綱’的評判，出臺相應標準。讓一些不法培訓機構沒有空子可鉆。”董圣足說。

另一方面，在對培訓機構的治理上，教育部門缺少執法權，依靠多部門聯合執法實現。但是，有的地方責任劃定不清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治理整頓的難度加大。

同時，還需要注意的是“公立減負、民辦加負”的問題。董圣足介紹了上海市曾經出現的現象，“在一些民辦學校，縮減了‘音體美’課程，增加主課課時，還貼出一些標語口號激勵學生，如‘只要學不死，就往死里學’等等，一些民辦學校還從公辦學校‘掐尖’，這些現象后來都得到了嚴查。”

長期研究這個問題，董圣足還建議，在教師資格證的認定上，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。“培訓市場要求教師必須擁有教師資格證，但是在資格的認定上，通過認證的比例太低。如果能劃分成兩條線，一線教師和培訓教師，可能會更科學和方便管理。”董圣足最后說。(本報記者 姚曉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