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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犯錯后，教師可不可以懲戒?如何懲戒?懲戒的邊界在哪里?近日，兩個地方法規的出臺讓這些問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。

9月末，《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(草案)》出臺，專章探討學生教育懲戒。其中規定，學生違紀可由家長陪寫檢討書，針對一些違規行為，老師可以對學生進行“罰站慢跑”，并明確與體罰或變相體罰作出區分。10月中上旬，河北省出臺《河北省學校安全條例》，其中規定，學校對不遵守校規校紀、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為的學生，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采取必要的懲戒措施。

文件出臺后，立即引發關注和討論。記者走訪了一些專家和教育工作者，不少人對教師擁有“懲戒權”表示歡迎，但也有一些一線教師認為，“對教育現實生態的改善不大”，教師擁有懲戒權，是喜是憂?記者深入一線，探尋真相。

專家：“通過立法賦予教師懲戒權很有必要”

對于教師擁有懲戒權規定的出臺，很多人表示歡迎。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董圣足認為，通過立法賦予教師懲戒權很有必要。“廣東省出臺的條例很有創造性，長期以來，針對一些頑皮無度的學生，或有一些失范行為的學生，老師缺乏有效懲戒手段，有時一旦教導還會引發家校矛盾，如果通過地方立法的形式給予老師一定的懲戒權，對于更好地確立教師威信、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態，都有積極意義。”董圣足告訴記者。

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于“教師擁有懲戒權”也持肯定態度，他通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，“懲戒權是教師這個職業所應該賦予的權力。就像是工廠里生產一臺汽車，給汽車裝上發動機，還要給汽車裝上方向盤和剎車。如果沒有方向盤和剎車，這一臺車就不能合格出廠。”

教師的懲戒就如同汽車的方向盤和剎車，也許“良藥苦口”，但卻是必要的。“自古以來就是如此，一旦成為教師，就應該同時擁有引導的權力和懲戒的權力。”

北京一零一中學原副校長嚴寅賢對懲戒權的出臺同樣支持。“我向來贊成賦予中小學教師必要的懲戒權，并希望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早日出臺相關法規。可喜的是，近幾年來，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已經著手進行并付諸實施。”嚴寅賢說。

但是，記者在采訪中，卻發現不少一線教師對擁有懲戒權不樂觀，有的老師表示，“不會對現實的師生關系有明顯改善”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學教師表示，懲戒權是深層次教育問題，“提到這個話題，學校、老師、學生全是一肚子苦水。”

嚴寅賢這樣解釋，賦予教師必要的懲戒權，可以讓學生產生對教師合理的威嚴感與敬畏感。但因為教師懲戒權的缺失，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現實是：教師不敢懲戒學生，甚至“老師怕學生”。

教師有顧慮：懲戒是否影響師生、家校關系

業內對懲戒權的呼聲由來已久。

《義務教育法》第十六條規定“禁止體罰學生”;《教師法》第三十七條規定“體罰學生，經教育不改的”，要給予教師“行政處分或者解聘”，“情節嚴重，構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責任”;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第15條也明文禁止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。董圣足表示，這些法律規范了懲戒權實施的底線，但如果片面理解這些法律規定，導致教師只用“引導權”、不用懲戒權，“對于教育來說，這是失衡的”。

然而，為何一線老師卻對擁有懲戒權態度謹慎呢?天津市河東區中心東道小學班主任劉海燕一語道破玄機，“懲戒之后怎么辦”?

“這反映的是師生關系和家校關系的問題，懲戒之后，如果師生之間存在不理解，可能一點小事就擴大化了。這樣一來，即使是相關法規出臺，老師也不愿意觸碰紅線。而在師生相處的過程中，如果家庭學校之間有充分的信任，那么，即使老師有一些懲戒行為，雙方也都會理解。”劉海燕告訴記者。

“家長要相信老師，無論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，比如有的學生上課犯困，老師給予提醒，讓他站5分鐘‘清醒一下’，有的學生上課說話、擾亂課堂紀律，老師讓他把某個定義抄寫三到五遍。在教學過程中，都是很正常的現象。”劉海燕說。她認為，應該跳出懲戒本身來看，“要看到老師的目的是什么，老師想提醒學生注意聽講，提醒學生聽話好學，不應該專注于懲戒本身。”

而老師們也應該注意，“有的懲戒，比如抄寫、罰站，只對某個年齡階段的孩子起作用。甚至10年前，這樣的懲戒是起作用的，今天就不再有用，因此，教師們也要因地制宜、因材施教。”劉海燕說。

嚴寅賢也表示，作為一線教師，面對學生之錯，不能動輒懲戒，要盡可能“化干戈為玉帛”。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：初二某男生，整體素質非常好，但課堂老睡覺。老師問：為什么總是睡覺?學生漫不經心：習慣了，忍不住。教師懲戒：罰站，批評，但幾無效果。

老師靈機一動，來個“嵌名”式調侃(把學生姓名鑲嵌其中)。前提是：當事人能接受，絕不傷害其尊嚴。于是，老師寫了一首“嵌名詩”“問君想闖睡覺難關?問君可走康莊大道?問君愿沐春日朝陽?”待這位學生再酣睡，老師迅速板書;然后喚醒沉睡的學生，令其看黑板，大聲朗讀。學生始則犯懵，繼而大笑(全班皆然)，繼而朗讀。老師宣布：若“舊病復發”，黑板上默寫“嵌名詩”。結果這學生睡覺毛病基本改正。

教育，是春風化雨的過程，“懲戒是門藝術，既要想如何懲戒，還要想懲戒之后怎么辦。”劉海燕總結。

懲戒措施是否需要細分到“慢跑”“罰站”

寫入條例的“慢跑”“罰站”是不是變相體罰，中間的度如何拿捏，是引發爭論的焦點之一。對此，儲朝暉認為，“這無疑是變相體罰，教師的懲戒權應當擁有，但不應該用這種死板的方式寫入規則。教育有很多種方式，有的老師對于學生犯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不一定需要用‘慢跑’的方式，但是如此寫入規則，在執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引發更多問題。在很多國家，懲戒權的概念不會出現‘慢跑’等細則”。

但嚴寅賢認為，規定得細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。“廣東省規定的慢跑、站立，如果有科學的時間界定，有學生犯錯原因和學生當時良好的健康狀況為前提，就是必要的，也是完全可以實施的。一味遷就未成年人，對其犯錯行為沒有任何靈魂觸動，有時或許是一種成長性傷害。”

除了尺度的拿捏，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，懲戒權的問題之所以難、之所以讓很多一線教師糾結，原因還在如何理順家校關系上。

而家校關系中，負擔最重的一方，也許是老師。董圣足認為，懲戒權的出臺，除了完善教育規范，更有給中小學校教師“減負”的意義在，讓他們放下包袱，輕松上陣。

劉海燕認為，孩子上課習慣的培養、學習心理的建設，家庭教育應該負擔起自己的責任。“我們在學校經常可以發現，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，學習習慣好，和同學相處融洽。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，學習習慣往往不太好。”劉海燕說。

同時，劉海燕認為，教師的配置問題也需要得到正視。“以天津市為例，新老教師其實是有一定斷檔的。我們當初師范畢業，在小學入職之前有老教師‘傳幫帶’。現在的新教師，師范專業學生進入小學的總體不多，雖然學歷很高，但是各個專業都有，他們考取了教師資格證、通過了市里組織的招考，卻缺乏必要的師范培訓。他們的職業經歷就是從學校到學校，幾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、特別是低年級的孩子交往，對于孩子的心理、習慣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訓。有的老師，自己還是個孩子。這樣一來，和學生、家長的關系自然不容易理順。”劉海燕由衷地說，“希望更多的師范專業學生進入小學工作，希望教師入職之前，培訓的內容更多更規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