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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孩子送進國際高中前，北京家長劉靜的內心“掙扎了兩個月”。

按照最初設想，孩子讀完國際高中后就出國留學。然而，突如其來的疫情成為“最大的不確定因素”。對于是否選擇國際高中，劉靜一直猶豫不決。中考前，孩子說，想讀普通高中，考國內高校，不想出國了。

疫情讓留學計劃遭遇變數。

面對部分出國留學計劃遇阻的學生，9月16日，教育部決定臨時允許部分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擴招，清華、北大、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90個項目均在其列。

看到這個消息，劉靜“松了口氣”。

盡管，來自國家的政策兜底，讓劉靜壓力減輕。但她始終需要面對這些，“怎么也繞不過”的問題：課程與國內普通高中不兼容，絕大部分人無法注冊國內高中學籍，很難轉回普高，無法參加高考。

是擱置留學計劃中斷學業，還是硬著頭皮繼續往下走?每個決定背后，不僅僅是對兩種教育模式的考量，還涉及國際高中生面臨的諸多實際問題。

踏上這條路，需要投入更大的勇氣應對“不確定性”

“不再有固定的班級概念，實行‘走班制’。”“沒有紙質課本。”坐在記者面前，郭天利這樣描述他在國際學校的學習生活。

這是北京一所開辦較早的公立學校的國際部，具有相當知名度。

在國際部就讀，讓原本癡迷于數學競賽的郭天利發現，文學課竟然比數學還有趣，“唯一的遺憾是，英語戲劇課的外教還沒能返回中國。”這只是疫情帶來諸多不便之一，而更大的影響，將事關郭天利留學計劃能否順利進行。今年，很多國際高中或公立學校國際部畢業生，在拿到國外大學錄取通知書后，無法前往當地就讀，被迫在家上網課。

“選擇國際高中的人最需要回答一個問題：為什么要出國留學?”浙江寧波某國際學校管理者馬智認為，“有的學生是為了增長見識，有的學生只是為了回避高考，尋找解決替代方案。疫情對后者的影響可能更大。在綜合考量成本、安全和靈活性等各種因素后，一些原本對國際高中抱有興趣的家長，最后還是選擇了普高。”

但是，劉靜屬于前者。她告訴記者，離孩子國際高中畢業還有兩年。她篤信，到時候順利出國留學“應該不成問題”。

記者采訪發現，雖然對于國際高中的態度不一，但是無可爭議的是，一旦決定踏上這條路，需要比以往投入更大的勇氣，以應對“不確定性”。

上半年，托福、SAT考試接連被取消。盡管孩子剛讀高一，但為了刷分，劉靜還是著手為他報考了托福，可一進報考系統，就發現北京、上海等地考點爆滿，她不得不“舍近求遠”，報考12月徐州考點，“還有朋友的孩子為了參加考試，報了蒙古國考點”。

國際高中招生遇冷，部分學校招生斷檔

一家國際教育研發與服務機構發布的《高中國際項目發展狀況(2019)》顯示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國內已有公辦學校國際部(國際班)、國際化特色民辦中學等校近1000所，在校生總規模約50萬人。

國際高中，一直被中國家長視為另一條“跑道”，需要家庭持續的經濟投入。北京、上海等地國際高中每年收費10萬至20萬元不等，二、三線城市基本不超過10萬元。

該報告稱，北京、上海兩地都有百余所學校實施高中國際項目，新生人數約占當地高中招生人數的8%到10%。

疫情突至，國際高中境況如何?記者調查發現，今年各地多所公辦校國際班、民辦學校中外課程項目招生遇冷。部分學校沒有招滿，一批次錄取剩余空額與去年相比幾乎翻番。

8月初，南京教育招生考試院發布了普通高中補招信息，多所國際班、民辦高中招生缺額達到181人，部分項目出現斷檔。此外，與2019年相比，部分學校的錄取分數線和位次下降明顯。南外劍橋國際班錄取分數下降8分，錄取排名下降了3052名。

幾乎同時，鄭州外國語學校、鄭州一中、成都七中萬達學校等多所高中國際班啟動補錄。

其實，國際高中招生遇冷不僅僅來自疫情的影響，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：在疫情發生之前，出國留學已經增長乏力。

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發布的《2019美國門戶開放報告》，2018至2019學年，中國赴美留學人數仍然是第一位，超過37萬人。但僅比上年增長了6000人，是近10年最少的一年，僅有最高峰時的1/7，連續下降了6年。

赴美留學一直被視為留學市場的風向標，也是國際高中生的首選。

曾麗在一所國際學校山東校區擔任高中教學主管。這家國際學校在國內多地開辦分校。“受疫情影響，學生們的出國意愿確實有所降低。”她說。

盡管如此，這些國際高中生依然沒有“剎車”停止學業，而開始選擇“轉向”。曾麗向記者展示了一份對校內學生的摸底調查：作為留學目的地，美國的吸引力下降了6.48%。許多學生和家長把留學目的地從美國改為英國等歐洲國家。據調查，在寧波的一些國際學校中，很多家長做出了同樣的選擇。

課程不兼容，轉回普高難度大

疫情是突如其來的，但是，國際高中生的困擾則長期存在。在順利畢業前，因故離開國際高中，還能轉回國內普高嗎?絕大部分的國際高中生沒有這樣的選擇權。原因在于，他們沒有國內高中學籍。

“通過中考進入中外合作辦學高中項目的學生擁有國內高中學籍的，因為這些項目在教育部門有備案。”馬智坦言，“但這種情況涉及學生人數非常少”。

“從政策上講，國際學校頒發的高中文憑被國內認可，國際高中生就可參加高考。”華中師范大學調查評估中心主任胡向東認為，即使沒有國內高中學籍，地方教育行政部門也可以考慮從“高中同等學力”的途徑出發，經程序化認定這部分高中生的學力水平，為其確認高考報考資格。

“真正難的是這部分學生學習的內容可能與國內高中有一定差異。”胡向東分析，在現有高考體系中，國際高中生沒有優勢，他們的英語水平可能略高，但這個優勢在高考中體現并不明顯。

記者調查發現：目前，國內各類國際學校的課程主要分為三類，分別是IB文憑、AP和A-Level課程——前者是國際文憑組織開發的預科課程，后兩者分別是美國和英國的課程。

“國際課程與國內高中教育存在的差異，主要體現在國際課程要求多樣，成績只是其中一個環節，志愿服務、文書、課外活動等其他考核指標對學生有著具體要求。”馬智所在的寧波某國際學校采用A-Level課程體系。

在馬智看來，“疫情下，國際高中生出國留學受阻，參考A-Level成績，進入國內中外合作辦學大學，應該可以成為一個出路”。

分類消化吸納國際高中生，搞好教育“內循環”

誰來接納疫情影響下不愿意出國，或者在留學道路上面臨困境的國際高中生?

9月9日起，寧波諾丁漢大學、西交利物浦大學等中外合作辦學的高校接連發布增額錄取招生信息，向持有國外優秀大學錄取通知書的中國籍學生敞開大門，學生畢業后直接獲得海外高校的學位證書。

西交利物浦大學招生簡章稱，此次招生是由于中國學生留學路徑遇阻，為解決這一群體的實際困難和需求，“在有關部門的指導和安排下”設置。

教育部國際司(港澳臺辦)負責人介紹，此次擴大合作辦學招生不納入國家統一招生計劃，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標，對高校其他各類招生不產生影響。招生工作遵循雙向選擇、擇優錄取、保證質量的原則。

事實上，寧波諾丁漢大學從2004年籌建開始到現在，一直要求擁有中國國籍的學生，必須通過高考進入寧波諾丁漢大學。寧波諾丁漢大學副校長沈偉其回復記者：“希望通過綜合評價體系增額錄取部分國際高中生，分類消化吸納優質生源，以培養多元化的人才。”

“當前，要打通國際高中的‘斷頭路’，需搞好教育‘內循環’。”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常務理事、留學分會副理事長陳志文建議，“目前，我們有必要調整相關政策，對這類辦學模式適當放開，鼓勵更多國外優秀大學到中國辦學。在尊重這類大學舉辦模式的同時，也尊重他們的申請審核制招生模式，方便和國內的國際學校對接，同時，也需要在學歷認證上給予必要的配套調整。”

陳志文提醒，在鼓勵建立這種獨立法人模式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，形成國內國際化教育“內循環”的同時，其錄取制度一定要保持一致。“比如都是申請審核制，但不宜一部分搞申請審核制，一部分按高考分數。”這次，多所高校增加錄取招生，就是鼓勵它們搞單獨的申請審核制，只發外方文憑。陳志文說，在不影響高考公平的基礎上，這一舉措給了一些已經走上國際高中教育道路的學生回頭的機會。(記者 陳鵬)